媒體 教育

周思中 :後殖民地的自主性

諸眾之貌 支持諸眾之貌:亞洲社會運動圖像 出版計畫(2017/09/15~12/25 募資中)

地點:香港菜園村
受訪者:周思中 (香港獨立媒體成員,香港反高鐵菜園村運動成員。編有《製造香港》、《香港電影2013》等書)
訪問者:黃孫權
訪談整理校對:魏珊

黃孫權:先談談你加入獨立媒體到變成農民的過程吧?

周思中:我碩士的時候在嶺南大學唸文化研究,應該是在那個時候上了一個台灣人叫黃孫權的一門課,然後就開始發現或者是知道在網路上其實是有很多事情好玩的,可以搞的。那個時候約莫就是香港03、04年的「七一」時候,整個社會有非常大的活躍性。在嶺南大學裡面有一些老師,開始想在網路上面建一個民間的媒體,那個時候民間媒體在香港還是挺新的一個東西,沒有現在那麼多不同的網絡的平台讓人家去發表文章,討論等等。一些老師開始搞我們學生覺得非常刺激,可以自己做記者,可以在網絡上面發表或者是從事一種挺不一樣的新聞的模式,一種比較有批判性、能跟運動連在一起的一種新聞的模式。

香港獨立媒體應該是04年年底吧,畢業後加入了「綠色和平」,就不停地寫文章,跑一些社運新聞,去找一些可以去做深入調查的一些議題。在「綠色和平」幹了一年半,就正式成為獨立媒體的職員。幹了兩年,對我是挺大的影響。05年反WTO,06、07年就是天星碼頭、皇后碼頭那些事。那個時候我是職員,基本上聰頭(葉蔭聰)他們都不管我做甚麼事情,我差不多整個工作的時間都投入到那時候的運動、組織、後援的工作上面。我覺得我開始自己去想一些問題,我從讀書開始所接觸的社會運動,很大部分是比如說甚麼地方有一些不公義的事情發生,裡面有一些我們所謂的苦主(受害的人),那我們去想,政府應該有甚麼政策上的改變或者是有甚麼敵人我們要反對,可以讓那些受苦的人獲得更好的待遇,或者是整個政策可以改變。但從皇后碼頭開始涉及另外一系列的不同的問題,因為香港人其實不覺得拆了一皇后碼頭之後他們會變成苦主,完全不是這樣的一組問題,他們就覺得是不是有一群人很懷念殖民地的統治等等,他們根本不明白很多人為甚麼會跑出來保護天星碼頭。那個時候我們在想的問題是香港回歸十年後,對我們來說意味著怎麼樣的要求,我們活在一個不再是殖民地的地方,我們要怎麼要求我們自己跟整個城市的人之間、人跟政府之間的一種關係。換一個說法就是自主是甚麼意思,怎麼在一個後殖民的年代講自主的問題。所以我覺得那個運動,它涉及的抗爭一方面是當場人員的組織的問題,另外從思考的方面令我再進一步去想很多怎麼樣才是自主的狀態的問題。這個問題直接就帶到後來08、09年開始的菜園村反高鐵運動。

那個運動一方面當然是涉及土地的擁有權的問題,或者是土地的分配規劃;另一方面其實意味著香港跟中國的關係的一種轉化。高鐵就好像一條船,船舵要將香港的未來導向哪裡。因為高鐵就是一條血管嘛,它把大陸的血脈源源不絕地運過來香港,然後香港好像從此之後就甚麼都不用管了,我們就好好把那個血脈接過來就可以繼續生活。這不僅僅跟社會上一般的人發生矛盾,更加是跟菜園村的人一直以來那種生活狀態構成了一種非常非常強烈的對照。菜園村的人就是我們所謂戰後來香港的那批難民,山高皇帝遠,政府管不了也沒有能力去管、沒有能力去幫助,他們除了在這裡建立自己的家庭之外,還提供了香港戰後工業化、城市化人口非常集中的城市食物來源,那個地區就在新界。我不是說我們要記住這個功勞,要怎麼獎賞他們,他們從來都沒有要這個東西,他們一直都是一方面在維持自己的生計,另一方面支援城市裡面的人口。這個對我來說是一個我從來沒想過的自主模式,這個自主的模式就因為香港現在沒有生產能力,甚麼都沒有,它要靠內地來的資金、人員,還要用一種高鐵的形式輸送過來,然後就讓我從來都沒有想過的自主的模式成為犧牲者。所以我那個時候投入菜園村反高鐵運動是帶著很強的這種想法,就是我們不是要維護很輕鬆或者是很浪漫的田園生活,而是因為他們代表著我猜大部分香港人都沒有想過的自主生活的模式,我們要捍衛這個不是因為我們很愛戀田園的風光,而是因為他們代表著我們除了依賴其他人之外的一種出路。這影響到後來高鐵項目撥款過了之後,我們就跟一幫朋友開始在菜園村那裡去學種田。那個時候的想法很幼稚,覺得我們要把自己訓練成一個農民,然後真的來收村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從農民的角度去跟他們拼過。

從種田開始我就慢慢接觸到農業、農民、農村這另外一大組的問題,它跟全球化有關,跟中國和香港的關係也有關等等。到現在這個階段一方面是很努力學種菜,學習怎麼去經營一個菜園,另外一方面就是從做為一個菜園農民去接觸農業現在面對的問題或者是農業在香港經歷怎麼的一些變化的問題,最根本的是農業在整個香港的現代發展裡面是扮演了一個怎樣戰略性的角色。比如在冷戰的時候,農業在香港其實是冷戰產物,嘗試去接觸這些事情。

黃孫權:談談剛跟我們提到你參加國際運動組織的一些經驗。

周思中:好。去年在嶺南大學的兼職老師的介紹之下我們去了印尼,參加了國際性的全球農民的組織La Via Campesina(農民之路)。我記不起來是第十屆還是第十一屆的會議,它是每三年、四年舉辦一屆大會。那個大會真的非常有啓發性。全球農民當然都是世界上最受壓迫或者是生活最苦的人,但在香港我們的想象肯定是再少很多的。我們對農民的想象差不多是苦跟慘,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數據,香港的農業的人口只有5000人,裡面還包括了漁、農、種花等等不同的人,所以我們根本沒有想象過農民在香港是甚麼樣的地位,跟甚麼有關係的一群人。但是參加那個會議就讓想法完全改變了,我想這樣說——我們對農民的想象就是他們是跟世界脫離的人,因為他們永遠只是守在他自己的一小塊的農地上面。問題是,現在全地球有60億人,到現在為止,還有超過一半是農村人口。比如說中國,去年才城市人口才超過農村人口。所以我們所認識的世界沒有農業這一塊,沒有鄉村這一塊,但是鄉村這一塊就供應我們每天要吃的東西,那麼地球裡面這一塊它在發生甚麼事情,那些土地或者是養分或者是水源或是種子或者是那些人的社群,他們現在面臨著甚麼的一些問題,它全都是在我們的視線以外……所以那個會議給我一個非常正面的一個衝擊或者是鼓勵。La Via Campesina是一個全球組織,那個組織的架構就是,比如我在香港,我是搞一個農民組織的,那我就可以跟亞洲區的La Via Campesina的承辦人申請加入成為會員,區域單位就會派一些已經是他們組織成員的人,來看組織在地區是搞甚麼工作、有甚麼的成果、活動是怎麼樣……。大概經過一兩年的觀察,就可以加入。加入之後這個組織就可以參與制定比如說亞洲這一區三年到五年在這一個區域裡面整個農民組織的共同的目標,要用甚麼策略、有甚麼實際的行動——比如反世貿的那些機會,在那些時候做甚麼等等。等時間一到,不同區域的成員會聚在一起,把他們的區域計劃全放在一起,思考城市下的行動策略,有甚麼遊說的工作可以做等等。我就覺得這是非常恐怖的列明細、政黨組織的東西,但是列明細不是負面的,它是一個很嚴密、在制度上保持它的民主的彈性的一種組織方式。這給我很大的一個啓發:一些歐洲比較富裕、生活不是很苦的小農也是La Via Campesina的成員。在非洲、南美最苦最慘那些地方也有成員,如果這些人都可以組織在一起,去一起想農民的一些問題的話,那我們憑甚麼說香港作為一個非常富有的社會,我們農業人口很少,我們就有資格或者是有理由不去想或者是不去做這方面的事情呢?可以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比如說跨國企業對於食品工業的策略問題,種子的問題,環境的問題……其實這些在香港都是存在的,但是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內很多人都覺得因為農業佔的比例實在太少,所以它無關痛癢等等。不是受苦的人少你就可以暫時忽略。當然我們還在很初步的階段,如果我們種田的生產可以穩下來,我們已經開始想有甚麼跟農業農民食品有關的工作,或是什麼倡議可以在香港慢慢滲透或者展開。

黃孫權:搞媒體跟搞運動的差別在哪裡?

周思中: 搞媒體跟搞運動的差別, 我覺得(很膚淺的)——搞媒體需要的一些品質是搞運動不一定需要的。我現在沒有參與太多獨立媒體的工作,但是比如說我到一些運動現場,或者我不在一些運動的現場,我是很需要咨詢的,如果是我以前,我老早就跑到裡面去,甚麼媒體的工作都已經放棄,我就是要衝,我就是要跑到最前面。但是我覺得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媒體,乃至一個運動媒體,是要很冷靜地去守著,這個跟搞運動很不一樣。我覺得其實有很多東西反而是相似的,到現在我還是非常的有興趣去讀或是欣賞很深入的報道。比如說,以東北那個事情為例,我在獨媒看到一個土盟的報導,說現在那個規劃局的副局長,他原來是跨國工程公司領導,他不幹那個公司進入了政府,那個報導就提到與發掘了很多這個人做了政府的副局長之後,政府判了多少工程給他原來的公司。這個我覺得就是運動跟媒體可以交流交匯在一起的地方。因為一般的報紙可能會有反對官商勾結的那種態度,但是他們記者的訓練,或是他們做新聞的原意不會把他們帶到調查者的角色。所以我覺得在很多意義上媒體跟運動真的要連在一起,所有運動都需要論述,論述提供一些語言給關心的人,或者是提供機會給本來不關心的人去進入那個議題,我覺得這個完全是運動一個必不可少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其中一個指標就是不是說獨媒變成為一個獨大的或者是所有人都去看(的媒體),而是它刺激出很多我會覺得是獨媒的一些變種,mutation,就是它變的其他一些東西。因為可能搞的人動機不一樣等等,但是他們倡議性質都非常強,反正現在網絡媒體的生態已經完全不同,有一些是比較商業性的,有一些是比較憤青的,而在這個過程裡面我覺得“獨媒”要守住(不知道這個恰不恰當)它是一個有公信力的媒體,它要滿足一些要求深入報道的人,去那邊去看文章。

黃孫權:有人因為看到獨媒的報導後加入運動嘛?

周思中:這個反而一直以來我都不肯定的,就是看你說“加入運動”是甚麼意思吧,如果是比如說——群眾運動集會遊行,這個我覺得肯定是有的,但是如果是參與組織工作或是去發展議題,那個我就覺得不一定是媒體很適合的目標,它可以拎到一些讀者,它發現這些有問題,那裡有問題,但是這之後是怎麼樣呢?那我覺得,它應該是慢慢有自己的生命在裡面的。

黃孫權:最後一個問題,你未來有甚麼夢想,當農民當那麼久,你目前想做的事情跟未來想做的事情是甚麼?

周思中:要想一下,就是幾個層次、幾個方向吧,其中一個就是我確實是非常想繼續去鑽研種田的有關的技術工作,我的參考點是就是幾千年的農業文化,這個聽來用廣東話講就是很驕,真的很驕,但是就是很簡單,那個說法也很普遍,就是人類這麼多年的歷史,但是地球很重要的一個序落是工業革命之後,人類開始好像刷信用卡一樣去跟這個地球相處,兩三百年就把整個地球圍了一半,那我學種田意思就是說,我們是不是需要起碼掌握回人類在那個點之前,他跟地球相處的方法呢?那個會不會和平一點呢,人與人之間,人與地球之間是比較和平一點呢?這是很個人的想法了,另外一個願望就是比較具體的,去發掘香港從戰後到現在,如果我們從農業的角度去看香港社會發展的軌跡,我們會不會看到一種有點不一樣的香港的未來,這樣子。最後當然是希望香港多一點小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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