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4年六月
地點：黑手那卡西辦公室
受訪者：王明惠
訪問者：曾傑
王明惠：哈囉大家好，我是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的團員，我叫王明惠，在2000年加入這個樂隊。
曾傑：王大哥現在從事什麼工作？
王明惠：我退休了，差不多兩年前退休。退休前在台北市停車管理處工作，做管理員。
曾傑：在加入黑手之前就是做這份工作嗎？
王明惠：對。
曾傑：每天工作的內容是什麼？
王明惠：每天工作內容就是停車收費，在地下場的話就是每天做一些紀錄跟維修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停車收費。
曾傑：這份工作做了很長時間嗎？
王明惠：二十年。
曾傑：王大哥今年幾歲？
王明惠：62歲。
曾傑：所以你加入黑手的時候差不多50歲左右。
王明惠：對，差不多。
曾傑：那時是什麼契機知道有黑手這個工人樂隊的？
王明惠：這個要從參選後工會幹部開始，因為我們停車管理處那個單位是行政機關嘛，以前照法令來說它不能成立工會，就明定行政機關不能成立工會，後來就有些公益團體幫忙克服了這個難關，我們工會就在民國86年成立了，成立以後我誤打誤撞去參選工會幹部，就選上了，選上以後這些幹部就會被召集起來上勞工教育課，剛好陳柏偉，就是我們那個團長，他在那邊拿著吉他彈彈唱唱，我在那個時候跟他認識，就是在這種機會下他邀請我加入黑手。
曾傑：他那個時候就知道你平常對玩音樂有興趣？
王明惠：我那時候不會玩音樂，我有跟陳柏偉說我不會唱也不會彈，他說可以啊！就在這種情況下加入黑手。
曾傑：你花了多久時間才有第一次的演出？
王明惠：花了多少時間？好像一加入就馬上演出了。
曾傑：就開始唱了。
王明惠：對，就跳跳唱唱了。記得第一次是到台南，成大MP3事件那次，就在那邊開始了。
曾傑：那演奏呢？
王明惠：演奏基本上也是拿吉他，但它沒有插電，就這樣彈就對了（笑）。
曾傑：現在已經會彈了嗎？
王明惠：現在會彈啊，只是拍子不穩。
曾傑：那你的家人呢？你加入黑手前後家人有什麼變化嗎？
王明惠：他們有來看，他們有說你都慢半拍啊，大概是這樣。我感覺彈彈唱唱也滿好的。
曾傑：他們都很支持你加入黑手那卡西。
王明惠：對，總是比去搞工運好吧，工運就是會衝撞到，跟這些官僚有衝撞嘛，這些衝撞他們會擔心會被解僱、被打壓阿，那搞這種文化運動的東西比較沒有那麼直接。
曾傑：那在成為工會幹部之前，有接觸過工人運動嗎？或者是抗爭運動？
王明惠：有啊，就是有參與抗爭才接觸到黑手，因為之前抗爭時我們工人只會拿著大聲公，要嘛拉布條、舉牌啊。加入黑手以後大家會把自己的經歷寫成歌，彈彈唱唱，這個是最大的轉變。
曾傑：那對你的工作內容、工作環境有什麼轉變？
王明惠：工作環境沒有，你是管理員就管理員，不會有改變阿。只是在搞工會幹部這一塊有點改變就是，以前就只會拿大聲公抗爭，後來自己還會唱歌、寫歌來抗爭，那就是最大的轉變了。
曾傑：王大哥你的背景，家裡也是一直都是工人嗎？你的父母親從事什麼職業？
王明惠：我在緬甸出生，大概28歲才來到台灣。
曾傑：你在緬甸出生，所以你的父母親都是台灣人，還是…？
王明惠：我的父母親是廣東人。我們來的時候拿緬甸護照，是屬於難民護照、無國籍護照啦，因為那個時候出去，全部都不能用緬甸籍出去，都要用無國籍護照，當然難民嘛。到後來那些人才准許你可以用緬甸籍出國。
曾傑：所以那時候是因為戰爭的關係，所以才…
王明惠：那個時候還沒有戰爭，那時候差不多快要排華了。
曾傑：那為什麼會舉家跑到緬甸去，你又在那邊出生？
王明惠：這個要從我父親那個時候講，就是抗日的時候從雲南那邊隨著部隊到緬甸那邊去阿，那邊有一條中緬公路阿，他們那邊幾乎只剩下這條公路可以有物資運送，等於中國的生命線啦，那個時候那邊駐紮了很多部隊嘛，我父親當工程兵就駐紮在那邊，後來變天了嘛，就有一部分的人來台灣，有一部分回大陸，有一部分留在緬甸，我父親就留在緬甸。
曾傑：那留在緬甸之後呢？還是軍人？
王明惠：沒有沒有，我父親那個時候是經商，他開酒工廠，還有做一些百貨業，還有挖礦、玉那些，經商就對了。
曾傑：那教育呢？到你28歲前…
王明惠：我那個時候在緬甸唸書是念雲南語，後來才改成普通話，後來緬甸政府把那些中文學校收歸國有，又全部都要學緬甸話。之後差不多28歲我就回到澳門去，之前我有到台灣玩過一次，後來居留可以辦很久，我就很努力填表辦，辦成就留下來了。
曾傑：你剛來台灣的時候從事什麼職業？
王明惠：剛到台灣的時候我有開過計程車，後來朋友介紹說停車管理處有在招人，那比較輕鬆阿，可以進來做做看這樣，我一進來做就做了20年。
曾傑：好特別的經歷。接下來我要問一下你怎麼看待黑手那卡西跟社會運動組織的關係？
王明惠：我們工人可以用音樂，把它當做一個武器，能夠掌握多一個武器來跟資方、跟老闆鬥爭嘛，這是第一個。第二個的話，我們到現場抗爭的時候，不可能天天有抗爭，總是有終止的時候，但是這個終點沒關係，因為可以把我們抗爭的故事、聲音用音樂寫成歌，這個抗爭的生命是可以延續的，黑手就是做這一塊，對我來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在於，可以把我以前抗爭的經歷跟故事寫成歌，等於我的抗爭生命得到延續，我會認為最終我們工人只要掌握到文化這一塊，最終勝利還是屬於我們的。
曾傑：你們跟工人階級或是跟工人的關係是什麼樣？
王明惠：關於工人文化這一塊，因為工人最糟糕的就是收入少教育低阿，沒有什麼機會拿樂器、玩樂器啊，這個需要黑手去幫忙推廣，我當然希望我們黑手的音樂可以推廣到每一個工人家庭，事實上這是困難重重，因為這需要資源、需要教育，就是慢慢來阿，就沒有這種條件。在目前來說基本上你叫工人拿起吉他、拿起樂器還是有一定的困難。
曾傑：你2000年的時候加入黑手那卡西，這其實也13、4年了，這13、4年裡你也參與過各種不同的演出嘛，甚至不只是在抗爭現場，也有在校園、做巡迴，今年是不是有去北京表演？有什麼樣的感受？
王明惠：跟大陸那邊的交流，他們的社會背景、組織結構不一樣，感覺到我們這邊的歌好像批判性比較強，大陸那邊社會結構不一樣，如果像我們這樣子的話會馬上面臨危險，不太一樣。他們會比較講一些思鄉阿，那種調子比較強，我們這邊歌曲好像反叛跟批判性比較強。
曾傑：那跟台灣的NGO組織呢？
王明惠：通常邀請就是育麟跟耀婷他們二個人在接洽的，我們基本上是接洽完以後他來跟我們報告，我們是到現場才認識他們，接觸的就是他們嘛，我比較沒有站在第一線工作。
曾傑：但是你到第一線的時候，你跟他們的關係怎麼樣？你會跟他們聊一聊，然後…
王明惠：會交換一下意見，感覺我們這邊的NGO應該是比較開放一點、民主一點，大陸那邊的話給我的印象就是說他們的組織非常龐大，第一個他們非常年輕，比較有發展的希望，看到這樣我們這邊好像年齡層比較大，都是老的在那邊搞來搞去這樣。
曾傑：那你每一次參與的這些抗爭，你都對他們抗爭議題或他們的看法一致嘛？
王明惠：基本上反正是向統治者挑戰，要改變一定要經過抗爭嘛，但是究竟感覺上是對我們這種抗爭有點懷疑，早就被全世界的資本家看破了我們這種手段，是不是說用傳統的那種工會的力量、社運的力量還有辦法，有點開始在思考這些問題，好像一早就被他們串連起來看破手腳了，過去這種方法不調整不改變好像就不行了，我越來越有這種感覺。
曾傑：所以音樂的力量變得反而比較沒有那麼強勢了？
王明惠：音樂的力量當然有發揮它一定的作用，但單靠音樂的力量不夠阿，還要靠工會的力量、社運的力量、NGO的力量都要一起來。
曾傑：你們工會成立之後，有印象比較深刻的時候是推動什麼或是得到什麼樣的勝利嘛？
王明惠：這個講起來抗爭可多了，第一個把我推向不歸路的就是抗爭嘛，90年台北市政府要推動二週工時80小時，原本我們每天在路邊工作是七個鐘頭，他要改成八個半鐘頭，這個是第一戰。還記得很清楚我們把會員召集起來在工會集合，然後我們要步行到停車管理處、步行到市政府去包圍他們，那時候那個處長就找一些流氓阿還有刑警阿，搭著我的肩膀說把這些布條拿下來，牌子不能舉，講了一大堆，後來這個處長親自來跟我講，叫我回來吧，我們才是一家人阿，我前兩天才寫成一首歌，就叫我回來我們才是一家人，你不要被人家利用了，中華商場是我拆的，因為中華商場大家有記憶嘛，西門町那時候最熱鬧的地方，我頭上還縫了30幾針，阿你們這幾百人算什麼，結果被我們這些人一搞，交通局長馬上就來說你們不要告訴任何人，他就當場承諾原來的工作條件不變，那場就到這邊穩住了，就打贏了。
曾傑：那這種抗爭形式後來加到黑手那卡西之後呢？
王明惠：對對，經常就參與黑手有些表演、有些抗爭阿，都是在街頭比較多啦，就去哪裡聲援哪個工會抗爭阿，我就跟著柏偉去唱唱跳跳這樣。
曾傑：其實你才是參與工會組織嘛，然後參與黑手其實有非常長的時間，這麼長的時間，你又有自己的工作，又有家庭，然後非常辛苦的，是什麼樣的動力讓你一直堅持十幾年？甚至到現在退休之後還一直參與黑手的運作？
王明惠：我一直都有一種感覺，如果我們工人沒有掌握文化這一塊，永遠都不會有希望，因為掌握文化這一塊等於…。抗爭隨時都會終止，不可能天天有抗爭，你要延續抗爭生命只有搞文化鬥爭這一塊，所以我堅持我有一個信念就是說，工人不掌握這一塊永遠都沒有自信，永遠都找不到希望。
曾傑：參與這些運動或在生活上跟你在２８歲之前在緬甸生活有什麼差異？
王明惠：基本上沒有，在緬甸的生活幾乎都忘了，來到這邊以前就是靠父母養阿，來到這邊就是要靠親自工作才能生活阿，完全不一樣啦，因為緬甸的生活回不去啦。
曾傑：父母親沒有跟你們一起從緬甸回來？
王明惠：有回來，他們現在留在澳門了，我其實是一個人來台灣。
曾傑：所以時常回去澳門嘛？
王明惠：也沒有時常，這３０幾年回去不到１０趟吧，我在這邊有家庭、有孩子，都要生活，為了要照顧他們都要工作，跑不太開，而且一個工人的收入有限，回去一趟四個人的機票算一算花費那麼大。
曾傑：那父母親是誰在照顧？
王明惠：我弟弟妹妹，他們有時候也會來台灣。
曾傑：那為什麼當時他們決定留在那裡，那你決定要來台灣？
王明惠：因為我這邊娶老婆啊，她是台灣人。
曾傑：黑手那卡西已經快要２０年了，你也參與了１０幾年，那你怎麼看黑手那卡西的未來？
王明惠：我有在思考這個問題，以前街頭抗爭通常會去聲援，後來因為台灣工運環境的改變，現在轉型跟學校團體搞一些工作坊，我也在思考說，工運這條路走到這邊好像沒有什麼發展的希望，有種感覺需要轉變一下、改變一下。
曾傑：所以你覺得目前這種改變的方式是好的嘛？
王明惠：這轉變這條路一定要走的嘛，讓工人能夠掌握到樂器、掌握到這種武器，能夠讓每一個工人能夠用自己的聲音詮釋自己的故事，雖然推動是困難重重，還是要往這方面走。
曾傑：在你身上其實表現得、發展得滿好的，這是一個很典型實踐的例子。
王明惠：是呀，但要讓這種成功經驗發生在別人身上，我一個人當然沒有用阿，要千千萬萬的工人起來才有用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