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拉拉系列之四
中國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工作，與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一樣，在建設初期都以資源圖譜（resource mapping）調查工作為重。但喀科運與前者的思考略不同，並不完全仰賴專家帶領的團隊工作。譜圖不是政府、財團或學術專家要掌控資源的分佈，而是鄉村建設民間運動的一部分，因此，它帶有如下特色：本地社群不是被知識資訊的物件，而是直接參與其中的主角，在過程中，他們學習和思考 ─ 更好地瞭解本地資源的現狀，瞭解歷史變遷的因素，有系統地整理和共同擁有既有的資源知識，同時探討如何更好地使用和保護資源。
文／劉健芝
人人都是哲學家──義大利的葛蘭西如是說。人人都是科學家──印度的民眾科學運動如是說。歷史告訴我們，這是人的潛能，也是人自主存活的條件。
如何讓有可能發生的，變成即將發生的，或正在發生的？我們常常談論“民主”，但往往是從制度安排的形式上的層面來看參與的問題，或把通俗但空泛的“當家作主”的口號作為理解“民主”的“常識”，這樣只是抽象地看待參與的問題，猶如只是從遠距離看到了軀體的位置，而不管個別軀體有獨特的靈魂。換句話說，是忘了“參與”是人的實踐活動，群體的存活是由個體組成的。參與是心身的活動、心身的能力的發揮和培育；所謂心，可說是葛蘭西所說的哲學家的能力，而身，可說是民眾科學運動所說的科學家的能力。
“喀拉拉民眾科學運動”(簡稱 “喀科運”)，深信社區的發展，要社區全部人參與，尤其要最底層的人參與。1991 年 4 月，人口三千萬、農村人口占八成的喀拉拉邦，進行了由民間策動的全民識字運動，宣佈成為全民識字邦。識字運動不是形式上讓窮人脫盲，而是讓他們有機會有能力參與社區建設。
識字運動不以傳統教學方式進行，而是動員本地有文化的人，義務一人為十人開班，每週兩三次聚會，持續一年。學習的材料，與學員日常生活和社區問題有關。識字運動完成之時，社區具備了兩大資源：一方面凝聚了一批願意做公益事業的社區精英，他們與底層人建立了友誼和信任，也增加了對底層人處境的瞭解和同情；另一方面，社會的底層人在識字班上交流對社區問題和自身處境的看法，形成了某些共識；這些共識不是刻意去追求的，也不為政黨利益或政府政策服務，但零碎地表達了普通人對生活的看法和期盼。
“喀科運”是一個民間運動，沒有財力物力在全邦 990 個鄉進行後續工作，於是選擇五個鄉做試點，推進鄉村社區建設。它首先進行一個全面的“資源譜圖”（resource mapping），簡單說，就是了解本鄉的各種資源，譜製成圖，再在這基礎上籌畫建設方案。
驟眼看來，這種做法沒有甚麼特別。要建一座樓房，當然要勘察地形土質；要挖一個水井，當然要探測地下水深度。但是，“喀科運”獨特之處，在於這些工作並非只由技術人員來做，而是全社區參與。參與並不流於形式化，而是一個實際的學習、承擔、付出的過程，效益由大家分享。
在中國，不乏類似“資源譜圖”的調研工作，著名的例子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晏陽初等二百名博士下鄉在河北定縣做鄉建之初，李景漢等人進行了為期五、六年的調研。洋洋八百多頁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詳列地形、土壤、人口、農耕、地租、借貸、行政、教育、衛生、宗教、民俗等與村民生活相關的各個方面，其方法的嚴謹和觀察的細微，令人佩服，例如，有歷任縣長的任期、背景，有農民食品的材料做法，有小孩遊戲細節，有村民趨吉避凶的傳說。所譜的圖，涵蓋鄉民生活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信仰各層面，作為基礎制訂鄉村建設的各個方面，如改良豬種，改善水利灌溉，改善衛生環境，推行婦女教育、平民教育，革除紮腳、童養媳陋習等等。
因此，譜圖是一個瞭解現狀從而改變現狀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喀科運”的核心領袖沒有聽過晏陽初、梁漱溟的故事，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要談建設，便先要看鄉村的現狀，看問題的複雜性與相關性，看村民的需要和欲望，讓紛雜的需要和欲望有機會碰撞、衝擊、篩汱，讓大家從既有的資源中開發出新條件新路向。讓我們看看“喀科運”怎樣做“資源譜圖”。
安那庫林區（Ernakulam）是其中一個試點。柏拉沙教授（M.K.Prasad）負責領導生物多樣性譜圖，覆蓋以下範圍：草藥、植物、蔬菜、果樹、木材、經濟作物、飼料、牲畜、魚、害蟲等等的種類、地點、規模；收成和農耕方式的變化；本地個人和社群如何介入生物多樣性的可持續使用及保護；哪些是共有的本地知識來使用生物多樣性的資源，哪些是部分人佔有的知識，例如某些醫術；本地人如何理解有甚麼公眾參與管治資源的途徑。譜圖工作同時包括建立地方資訊聯網，明確標示資訊來自哪些個人或社群；提供生物多樣性資源的貿易量、價格等資訊；保護本地資源和本地知識不被商人私有化。
從上面列出的各項工作，可見譜圖不僅是把動、植物的資料記下，而是涉及多個層面──從歷史的變遷，看農耕、環境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從資訊、知識的掌握，看社區的人脈和商脈對資源的共用或壟斷；從社區如何理解對資源的管治，探討民主使用和保護資源的可能性。
正如其它譜圖工作一樣，這項工作並非由柏拉沙教授領導一個專家小組去完成。這項工作毫無疑問需要科技專家參與，但前提是尊重及協助社群保存本身的知識，有效而可持續地使用社群的活資源，同時抗衡時代大趨勢──本國以至外國有財勢者覬覦和掠奪這些資源。這些例子實在太多了──珍貴的草藥、禽鳥，從當地人手中賤價收購，一輪旋風式掠奪之後，生物多樣性瀕危的警號響起，生態已無可挽回地被破壞，而當地人存活的條件更為惡劣，陷入更無望的貧困。
由於譜圖不是政府、財團或學術專家要掌控資源的分佈，而是鄉村建設民間運動的一部分，因此，它帶有如下特色：本地社群不是被套取知識資訊的物件，而是直接參與其中的主角，在過程中，他們學習和思考──更好地瞭解本地資源的現狀，瞭解歷史變遷的因素，有系統地整理和共同擁有既有的資源知識，同時探討如何更好地使用和保護資源。
柏拉沙教授領導的安那庫林區生物多樣性的譜圖工作，在 1997-99 年進行，期間，一萬人參與。工作初期，是進行大量的培訓，義工大多是本地的學生和失業青年，他們學習如何系統地、詳盡地收集資料，與村內各種人群交談，整理資料冊、報告。這個過程，培訓了一大批本地年青人，不僅懂得收集資料、處理資訊、進行訪談，而且全面和深入地瞭解本地的歷史和現狀，並萌生對前景的看法。他們本身就是寶貴的本地資源，是本鄉建設的主力軍。
譜圖工作的成果，記錄在釘裝好的一冊一冊的資料冊上。有傳統手工業者（陶器、鐵器、紡織、草席編織等）的分佈和消失趨勢；動植物的種類和分佈（他們發現該區曾種植了 314 種米，害蟲有 51 種；也繪畫了野草和害蟲的蔓延分佈圖）；在市場法則下某些資源如何被濫用破壞；當地人對發展和現代生活的訴求、想像，以及這些想法如何受到社會和經濟勢力的左右，又如何影響生物多樣性資源的破壞或保存；集體討論如何由社區共有資源、疏解矛盾衝突、共用收益。
生物多樣性譜圖不過是一個例子。同時期，集中在五個鄉進行的譜圖，涉及生產、消費、生活的各個層面，包括教育、醫療衛生、水資源管理、婦女地位、各種社會資源的運用等等。譜圖工作有四大支點。一是鄰里互助互望小組，是村民直接參與的基層自治組織；每個鄰里小組約二十來戶，自由組合，不是行政單位，但卻是村、鄉自治組織的活細胞。二是經濟上的自助組織、合作組織、消費者協會。三是技術支援組，核心成員是本地的科技人員、專業人才、農民精英、工匠、知識青年、公務員和退休人士，他們也會協助聯繫外界技術、資金、人才。四是有別於主流發展觀的文化和倫理，而譜圖工作通過“集體夢想”來讓矛盾展現，讓未來理想的圖景出現。
“集體夢想”之所以重要，因為它不把村民的期盼和欲求簡單地或是浪漫吹捧、或是嗤之以鼻。今天，沒有一個農村不受全球化的外來力量影響，物欲和金錢如磁石般吸引著人們，原來較為樸素的倫理關係和價值取向被擠到一旁，而無法實現的追求又帶來忿恨怨懣。一旦鄉土成為落後的象徵的話，它不再被視為滋潤生命、歷史的樂土，可以不足惜地被拋棄在後面，啞然看著現代化快車在地平線上消失；趕不上快車的人，被迫遺憾地苟活在快車載走了寶貴資源、留下塵土飛揚的荒地上。
“喀科運”策劃的“集體夢想”，不壓抑村民的欲望盼頭，各種願望自由表達，但同時，通過集體審視本村本鄉本國的歷史進程以及不同群體在這個進程中的得失，作出批判、反思。配合“集體夢想”的，是本地歷史的資料搜集（例如口述史）和整理，其中有民間傳說、民謠、民風的再讀。歷史的回顧，引領出對未來社會圖像的想像。之後，是問：我們怎樣可以走到大家都樂於生活其中的社會？怎樣用心用腦用手創造自己的未來？
馬達卡塔那鄉（Madakkathara）有四千多戶，“集體夢想”有二千人參與，很多人提出與“就業”相關的夢想，於是，技術支援組與當地村民一起，譜圖瞭解農業狀況、生產、消費欲望，發現本鄉 40％土地用於種椰子樹，占勞動力 30％；18％土地用於種稻，占勞動力 60％。他們繼而策劃改良椰樹的生產和使用，把種植椰樹面積減少三分之一，加種蔬菜、香蕉、樹薯，但改良椰樹品種，改善育養方式；椰樹總數從 12.5 萬株減為 10 萬株，但每株產值從 30-35 盧比增至 80-100盧比，同時開發一系列椰樹產品，包括椰奶、椰油、椰皂、椰棕產品等，一方面增加就業，另一方面滿足本地需求。
IRTC裡的雨水灌溉實驗（圖/諸眾之貌）
值得一提的是，“集體夢想”以提高自力更生、自給自足條件為主要考慮，產品的市場主要是本地市場，一方面減少對全球化不穩定因素的依賴，同時提高本地人物質和精神生活的質素。
李景漢當年做社會調查的心得，是如何使一般老百姓接受、相信甚至歡迎他的調查，達到積極幫忙合作的程度。“喀科運”主要不同之處，是老百姓在專家協助下，自己瞭解問題、發掘問題、尋求適合本地生態資源技術條件來發展的道路。這是以參與、以承擔、以學習為本的民眾“當家作主”。
要讓“當家作主”的口號不至於淪為壓抑民眾作為哲學家和科學家來參與的能力，那麼，“當家作主”作為引子，應可觸發大家齊來討論“當家作主”涉及的理念（哲學）和技術（科學）問題，並檢討這個通俗說法背著的歷史包袱（例如家長式的管治及以“家”為名的排外文化和做法），從而展開開放的互相學習的過程，反復探索“當家作主”依據的是甚麼理念、準則、價值，如何處理“多數”（強勢）和“少數”（弱勢）的關係，如何把根植于文化、歷史和現實的排他傾向轉化，讓不同的生活和價值取向所共存的時空成為互相容納學習的共同參與的時空。
如果制度上的形式問題不是只限于少數精英或知識份子之間的討論，而是大眾自主參與的討論，即這些討論已經是群體中的個人的實踐活動的話，我們便不用害怕這些討論會遠離人們的生活實踐，會困于抽象的精英知識份子的獨白。忘記了參與是心身的實踐，不但是流於形式主義的知識份子的問題，也是以通俗為名的反智習慣的盲點。
對自主參與的肯定，是對人人作為哲學家和科學家的能力的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