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場

帳篷目的就是為了消滅帳篷:回應櫻井大造的發言

文/黃孫權
原刊於《人間思想04:亞洲思想運動報告》,杭州:人間出版社。頁161─166

我的回應分兩部分,首先是台灣劇場的歷史,第二個有關帳篷劇,對我來說,這是關乎怎麼進入到田野跟現實裡頭的鬥爭。

大造先生談到日本60年代有很多叛逆的小孩,在資本主義的過程中慢慢地回到了父親的懷抱中。台灣其實也是這樣,台灣90年代很多這樣的「孽子」,很快就回到了父親的懷抱中,他們可能表現得很叛逆,實際上很忠誠,尤其對上層很順服。昨天陳光興老師已經做了上一代台灣左翼思想的回顧,對我來說,那是80年代的事。在台灣90年代之後,「孽子」回到父親身邊,回到資本主義懷抱,是當前整個文化的生存危機,也就是太政治正確,太NGO化了。

台灣的劇場發展,或說小劇場運動,是華人圈最活躍而有創造力的。我可很粗略的分為四種的類型。第一種是王墨林開創的,身體作為抵抗的基礎,從身體氣象到劇場到牯嶺街小劇場,他開啓了一種身體政治的實踐方式,透過引介日本的能劇、舞踏,起草了「東方身體」與「西方身體」的不同。對王墨林來說,東方的身體是接近土地的、低彎的、踏實的、蹲俯的、採稻禾水的,與西方的跳躍、拉直、飛奔很不一樣,我們從土地長出,西方卻往想上天,我們卻從來不曾反思這兩種身體背後的政治與身體政治。

第二種起源80年代末台灣解嚴前後各個社會運動中出現的小劇場,這種形式在政治鬥爭的邊緣開始一種社會表演,它可以變成抗爭的工具,可以變成抗議的法寶,它樂意變成任何一種運動資源的工具,因為它其實在表演,表演一種能夠引誘別人,能夠召喚群眾的方式。從早期的環境劇場,到渥克,到甜蜜蜜,有的長成商業小劇場的中樞力量,有的成為次文化的滋生場。這波小劇場運動,在某種程度呼應結合了大造先生的實踐。在政治啓蒙的陣線上,都是和我們志同道合的群眾。比如說我還記得2013年我們到台北美國辦事處抗議美入侵伊拉克的行動時,反戰的前沿都是小劇場同志,他們不但現場演出了抗暴劇碼,也參與我們的噴漆行動。其中,台灣海筆子成員之一,我的好朋友就在我跟前被警察摔出去了。當然,最後我也被警察甩出去滾在地上好遠。

第三種是,是民眾劇場,鐘喬是為代表,台灣民眾與左翼思想被清洗過,這個路徑還是透過泰國、菲律賓的學習重得而來,是文人、知識分子要接地氣的一種練習,也發展出獨特的知識分子關懷社會的劇碼。期間,鐘喬的差事劇團也在「九二一」大地震後在台中當地發展出「石崗媽媽劇團」,調動非職業演員,自己講自己的故事,劇場是個分享的空間,進行陪伴,支持,信任,討論關心的議題。其理論根基當然來自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受壓迫者的教育學》與奧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被壓迫者的劇場》。在狂飆的小劇場運動後,少數仍繼續政治啓蒙與社會介入的路線。

第四種就是台灣現在比較流行的論壇劇場,如台南應用劇場發展中心。把一個問題的開展變成劇場表演本身,傳統劇場是有人演地主,有人演貧農,現在都把問題丟給演員與觀眾,如果你是地主你怎麼反應,你是貧農你怎麼反應。這其實只是知識分子給群眾上課,好的時候,就是群眾給群眾自己上課。現在成為非常流行的教師與社區劇場進行公民教育的手段。

具體來說,台灣的小劇場經過80年代末狂熱後,逐漸轉向教育與NGO化,這過程也洗清了小劇場那種政治啓蒙、次文化、臟亂而有活力的、反叛的、無理的實驗,也對所有激烈的形式消毒,在台灣政府的文藝補助政策下,社區轉向(community turn)變成主流。

總體而言,這四種小劇場脈絡跟大造先生帳篷劇沒有太大的差距,他們在特定的場域打造一個連結外部與內部的空間,除了他們不搭帳篷外,或者他們也搭帳篷,到底差別在那裡?他們也很有社會意識,想成為反省的形式。如果說他們與大造先生的差別是拿了政府和商業的補助(若這是好作品的保證)也過於簡化了。如果真要有所區分,我毋寧說,台灣小劇場運動作為表演的形式,政治動員的形式,缺少了如大造先生的「哲學」,一種將眾人聚在一起的動力學,一種給予個人內里鬥爭出現的機會,也就是,太快的美學政治化了。

大造先生對帳篷劇有個比喻:這是我們自己創造的一片天。帳篷的頂就是空中的墳墓,諸眾(雜種、渣民、賤民)都是活在「前社會」的孤島中,透過自己營造的這片天,人們開始對話與仰望,將孤島化的自己重新連結他人。帳篷是一個集體的「反省形式」,帳篷劇作為「反省的時間點」,是「沒有發生的過去」。或說,透過液態化歷史,重新找到未來。於壓抑的底層,他者化自己,潰散的社會中找到新的天。是想像力的避難所,而非資本營造的美好格式化的天光。

由此來說,吾人不用進入到帳篷劇,但每天也都在帳篷劇裡頭。人間的確有情有義,但現實中出現情義總是極少數的,我們看到的多半是是困頓、競爭、消費、慾望、貪婪、妒恨、矛盾、鬥爭等等。現在全世界所有人的生產能力遠比人類需要得多,但還是很多人生活在每天平均不到一美元生活費的環境下。如果這個世界上有六十億人,那麼有九億兩千三百萬的人過著所定義的貧困生活,20%的人擁有83%的財富。這告訴我們什麼?我們不用在帳篷劇中反省,我們只要走進社會張開眼睛就知道了。

我講我幾個非常簡單的「帳篷經驗」,以便延展大造先生的看法。

第一個帳篷經驗,是我有一次跟蒙古國綠黨的組織合作來到烏蘭巴托,由於烏蘭巴托城市邊緣山坡上有百萬戶的「棚區」,冬天燃煤的時候整個城市污染比北京還嚇人,本來我滿載人道主義的關懷,要協助規劃棚區的公共設施。還妄想用他們傳統的蒙古包組建衛生健康的棚區,但發現,山上的棚區已全是蒙古包,連大路街邊就有蒙古包,人們就住在蒙古包中,被趕了就遷移。我們拿這個事情毫無能力。這些牧民被迫定居,生存的大地變成私有財產的地皮,他們學著漢人的居住方式,而失去在大草原解放的權利。而我們所學的建築對他們來說就是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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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帳篷經驗,是有一次我到秘魯的自由省附近(Trujillo)的棚戶區。在這個南美革命起義的中心,有個30萬人住在沙漠上的貧民窟,他們用石頭、泥土塊搭上的房子,有多少錢就蓋多少,一半以上的房子僅有一半的牆。在這個沙漠貧民窟裡頭,平均兩公里才有一個水塔,孩子們必須徒步走到幾公里去上學,取水。30萬人只有一間由帳篷搭建的臨時醫療場所。參訪的時候,有一位80歲的英國修女握者我的手跟我說,希望可以去幫他們做一點事,她說「我們需要很多的這樣的醫療帳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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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省中部,沙漠上的貧民窟唯一的醫療帳棚。(攝影/黃孫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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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省的中部,沙漠貧民窟的居民(攝影/黃孫權)

第三個經驗是,去年我帶了中國美院的學生去了四川雅安,在謝英俊建築師的建築結構基礎上,讓他們動手協助重建工作。我讓他們前幾天不要素描,不要拿起相機,做農民家訪,親自動手協助農民蓋房。四川大地震以後的半年里,還有很多人是住在救難帳篷里的。我們知道,政府和國際很多援助資源都進入到了雅安,我們不懂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住在帳篷裡頭。我們去問那些仍然住在救急帳篷裡面的人,發生了什麼事?他們說了不同故事的版本,但我覺得其中有一句話最讓我驚訝,不管農民的版本怎麼樣,農民表示說這是第一次有人問他們的意願,問了他們為什麼沒有得到災後救濟金。法律規定半年,有人領了一個月,有人領了三個月。後來我們到了蘆山一個地方叫煙花村。煙花村災後並不是很嚴重,全村大概十幾戶房子塌了,有幾戶非常好的房子,只是門窗掉了。可是政府透過重建計畫,把前村後村全部統一規劃。不管你房子倒沒倒全部要拆掉,全部用建築師搭的新房,前村命名為小橋流水區。後面的村就叫作田園風情區。學生事後跟我說,「在藝術學院都是被教導要努力當出色的藝術家,來這裡卻要重新學會做一個普通人」,他們學會丟失的生活知識,學會了下鄉不僅只是讓農村成為他們作品描述的對象。學生又說:「看似完全沒有希望的重建工程,農民為何可以白日幫人打工,晚上自己一塊塊磚砌,這些耐心與希望是如何建立的?」這一群依然住在帳篷裡面的農民們,跟他們未來的家,其實都不是他們可以決定的。

最後一個是我們今年下鄉去的十里店。中國革命中第一個主動響應土改的村落,英國共產黨人克魯格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照片。當學生去家戶訪問後,我常一個人繞著十里店轉,跟很多建築工人聊天,我想知道他們蓋房子的成本,還有會傳統工法的師父還有多少。後來無意中遇到一個年輕人,智力先天不足,對我非常熱情,他堅持帶我去他家,他說他爸爸在裡頭,他自己不進去,把我往前推讓我去他家裡見他爸爸,然後他才敢進去。可見這個孩子是常常被罵的孩子,他要讓他爸爸知道是我們來找他。總之,王新平是這個村裡最窮最窮的人,住在王家十二代留下的院子,院子非常破舊,我進去的時候繞了一圈子,好像是被隔離的帳篷,看到一個老人家睡在非常臟的床上,床上堆滿衣物。他跟我講老婆過世了,有一個小學五年級的小兒子(我從來未曾得見),住在他外婆家。聊了許久,知道王新平以前在幫忙蓋水壩,後來腳傷了才回來種玉米。當天,因為王新平違反了不能燒玉米梗的規定,會造成霧霾,全村還廣播要抓人,許多以前工作大隊的老同志來他家勸他不要那麼擰。他無奈表示,一個人實在無能將玉米梗帶回來,就放火燒,錢他沒有,反正頂多坐幾天牢。他之前也坐過一次牢了。

後來,我自做主張,邀集了同學買菜到他家燒飯,去的時候他一個人已煮好面,他每天三餐就靠個燒材的小灶吃面,一瓶萬用醬油,自己種的大黃瓜與青菜,我們笨拙的打水,煮飯給自己吃。一個晚上我們又掛念他,半夜跑去王家院子,吵醒了他,院內毫無燈火,他舉個手電筒跟我們聊天。有同學問他:「新年到了,你會打掃家裡嘛?」,又一名同學問:「這麼臟亂的環境你睡不好,我們可以幫忙嘛?」,同學又問:「小五回家住嘛?」我趕緊結束我自己製造的知識分子慈善的鬧劇,帶同學逃離王家大院。那夜被圍在院子上空的星空特別清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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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十里店,小五的爹。

 

最糟糕的還不是這個,我們回到了村辦,村裡會計告訴我們,說這家還有他爸爸是這村裡最懶惰的人,所以他們才會那麼窮、那麼臟。這故事有兩個版本,一個是我們看到窮人,另外一個是村民看到的懶人,村民說我們不應該提供幫助,因為你越幫他,他就會越懶。

這就是「人間」嗎?按農民道德還是知識分子的眼睛來判斷這個村子里苦難的來源?這個村子,在土改時期成為先鋒,現在卻連村內的公共池塘(興建時還死了三人)都髒臭無比,浮滿垃圾。在困苦的生活中,村內垃圾處理廠,不能在田間燒玉米梗,農民要花更多金錢購買肥料。村裡不斷有新房舍興建,而老的上村房子傾頹敗壞無助。

在離開的前一天,小五他哥,也就是第一次帶我進王家大院,王新平的大兒子穿著唯一一套西裝來找我,堅持說要帶我去摘柿子。於是我們穿過全村,穿過唯一一條經過的國道,經過垃圾場(這以後要變成某大戶宅基地),穿過田埂,到了我已去過的新大廟,樹上早已沒有柿子了。小五他哥悠悠地坐在新廟門檻上,很高興的告訴我,他找到工作了,顧廟,一個月有三五佰薪資。原來他要告訴他的好朋友,他有工作了,不再是農村裡閒晃的,被嫌棄的青年,才大老遠的帶我來一趟。之後,他跟我借了手機,說要聽歌,我幫他找了首他特愛的鳳凰傳奇的《月亮之上》。於是我倆又穿回田埂,垃圾場,過了馬路,回到村上。我一路上看著他拿著我手機,搖頭晃腦邊聽邊哼的一路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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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充滿了艱難困苦,大部分的時候是人們要低頭才能活著。我們若走入人間,為何需要帳篷來進行個人鬥爭呢?或者說,因為我們只是反映出鬥爭,而沒有將歷史液態化,所以個人的「私底下」的鬥爭不會出現,不會重新設想當歷史不會這樣發生的時候會怎樣?因為現實苦難到處都是,我們習慣反應,哭天喊地,抗議抱怨,而非設想重頭來過?把每一天當作新歷史、新的一天來過。

我以為,正因為現實無情無一例外地成功了,以至於,作為被統治者的統治者,知識分子,需要帳篷劇,來重新檢討自己的社會位置與與他人的關係。人間就是帳篷劇,但我們未必意識到。人間不保證我們能見到差異現實,於是知識分子需要帳篷劇,可以練習反省參與,成為大造先生所說的「祈願的力量」、「建立勞動的力量」、「朝向他者的自我」等等。知識分子要搭建的不是帳篷,而是搭建一個有著共同反省的場域。這個場域有點像我們今天論壇現場,可是不要忘了,這個場並未真正發生,直到我們走進田野,走進眾人之間,帳篷劇的作用才會真正開始。帳篷劇從內部開始是為了走向外部。

我想引用櫻井大造說的一句話,他在發言里有一句非常美麗動人的話,他說:「在帳篷劇出現,而且他的生命只存在於當天的那一次。永遠不會重復。」我覺得我們也是,如果我們走進田野,身處人間,我們將會面臨一次次新的一天,新的歷史與新的天空。最後,我們不要忘了搭帳篷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帳篷消滅了。

(此文原為作者於2014年10月25日於北京「人間思想論壇」發言稿,後由作者修訂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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