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友仁：妥協是維持音樂感受性和情感動員，盡可能地能夠傳達

時間：2014年六月
地點：黑手那卡西辦公室
受訪者：楊友仁（現為東海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訪問者：黃孫權

黃孫權：談一下黑手對你來說的改變吧？

楊友仁：各式各樣的想法也好，或是你的技術，就一定要完全地拋掉。我覺得我在裡面是找到一種，想辦法找一種方式，把我身上會的東西可以跟別人去做一些互相的分享、學習，或者是說起到一些作用，可以讓其他人一起透過音樂的行動來為弱勢團體或是社會運動去注入能量的一種方式。加入黑手之後，我覺得我對原本的音樂的想像有很大的收穫，我可以有機會去試著做些實驗，會讓我對音樂的熱情跟動力還持續下去。我常常在想說如果我不是參加黑手那卡西的話，我現在大概也不會再玩音樂了，可能玩團不會玩這麼久，會覺得無聊，或是可能因為其他的工作就放掉了。到現在我覺得好像那可以讓我有某種柏偉說的”職業”的那種感覺，所謂抵抗你可以作為某種職業。雖然現在大概是工作的關係、家庭的關係，可能沒有辦法太多條件能上來台北參加目前的活動，可是我覺得還是有些想法可以跟現在的伙伴一起再討論、再做點音樂相關的事情。

黃孫權：你參加黑手這麼久了，你可不可以幫我們講講讓你覺得很有力量可以支持你繼續下去的經驗？

楊友仁：ok，我覺得有一個部分，當然，黑手前前後後那麼久了，有兩個我覺得比較得到鼓舞的，就是剛剛新開始做比的第一張專輯《福氣個屁》，一開始可能大家還不知道我們到底在幹嘛，我們也不知道說這個東西可能可以怎麼樣。然後一直慢慢走過幾年之後，做到第二張的《台灣牛》的過程，因為好像慢慢黑手好像有一個團的這個東西長出來。慢慢把一個很酷的團叫黑手那卡西，一個樂團的主體性找出來。我覺得在那個階段，大概在2003年之後做第二張專輯，也被更多人去接受、認可，知道說有叫黑手那卡西出來了，那是鼓勵，讓我覺得後面還是有可以更多想像。比如說我們真的可以跟一些工人一起去做音樂，而不是只是所謂文青。原本有文化資本的聽音樂的朋友，是可以真的讓音樂變成是一種溝通的媒介，可以去，讓你跟其他人一起去認識更多不同的人，一起做一些可能沒有他們，你自己沒辦法完成的你的一些理想。

另外一個我覺得比較受到鼓舞的是在，大概是在樂生那卡西的時候，黑手那時候參加樂生並不是以所謂黑手的團員的角色下去，一開始還是以關心社會運動的年輕人，從一個小知識分子的角色去參與。但是後來發現說好像可以把黑手的這種能力，跟比較沒有支援的社會運動加強聯繫，從而讓音樂，有培力的力量。樂生那卡西很素人的，沒想過會有這樣子表達跟這種發聲形式，是真正弱勢人自己拿起麥克風來陳述他們的故事，我覺得那是很受到鼓舞的。樂生那卡西的經驗讓我有更多的敢去想所謂抵抗音樂，一種根基吧，那種根基，真的可以繼續長。

黃孫權：有沒有什麼讓你很挫折的事？

楊友仁：挫折的啊，當然。，一開始就是人家根本不知道你在幹嘛，有時候會覺得，我為什麼會幹一些我覺得很無聊的東西，我自己想展現的不管是音樂的想法，或者可以怎麼樣去表現自己的音樂才華也好，或是音樂的熱情，一開始是覺得這種空間沒有。當然會覺得很沮喪，真的是叫做那卡西。也不知道我們在這邊幹嘛。有時候跟我們一些以前的朋友，其他朋友都說你這個在搞什麼東西，只是後來慢慢經過很長的時間療傷，恢復戰鬥力了，能夠運作下去。最近可能會有一點點的挫折，就是會覺得說，這個團未來可能可以怎麼樣，以及自己現在的這種條件沒辦法真的再有那麼多機會有更多的時間去好好地在團體裡面多做什麼，只能比較是配合式的一些演出。當然會有覺得可惜的地方，還是沒辦法，人生就是這樣，有時候你沒辦法選擇你的人生。

黃孫權：我覺得對你應該要問比較根本的問題，因為我知道你在音樂上是有點要求，所以黑手創作過程中，音樂的實驗性和美學的品質你會有一些妥協嗎？

楊友仁：我覺得肯定是會有妥協。當然妥協是看你怎麼看，有一種妥協是你是完全地就是放掉。那另外一種妥協是說，好，那我就轉化，我就轉化另外一種方式。比如我很喜歡彈電吉他，而且電吉他的彈法可能是某種風格。我慢慢的妥協方式是讓我找到其他的表達，不管是用彈奏方式，音色，或是樂句可以讓別人，可以接受我的音樂的想法。乃至於說現在我開始不彈電吉他，彈曼陀鈴，好像還可以跟現在的團員可以去做一些配合，一起去把這個音樂弄出來。所以一定會產生音樂形式或者是音樂原本的美感的妥協，可是這個，你做任何其他的樂團，也會碰到這種事情。對我來說一開始那個壓縮感很強，包括說一開始做《福氣個屁》的時候，人家說這樣子，叫做說搖滾怪獸，就是別人聽不懂，太吵會有刻板印象，覺得說好像彈電吉他聲音開得很會壓過其他團員，其實並不是，我也試著加一些其他的東西在裡面。簡單來講是會有妥協，可是我也慢慢體會到說有時候妥協的可能只是形式，你有一些真正希望花很多心力去學會表達的那種態度，儘管不是原先你想要表達的方式。對於音樂的精神力量的追求還是在。妥協是在可能的範圍之內，維持音樂感受性和情感動員，盡可能地能夠傳達出來。比如說常常有一些人覺得早期黑手那卡西音樂很難聽，可是很奇怪，我在學校開搖滾樂社會學，我給我們班上這種學古典音樂，自己是聲樂家的同學聽了我們的一些作品，他們都覺得音樂做得很好啊，很棒啊，非常合理。所以換句話說，或許不是妥協，而是說你弄別的方式去表達、去表現，讓你的美感經驗更豐富。我做《福氣個屁》，讓工人覺得還不錯，還蠻熱鬧的，可能有人會聽出裡面有些東西是有味道、有意思的，那這種東西後來慢慢越來越多人好像了解我們的音樂，絕對不是說好像只是為政治服務一樣，或者是純粹政治的美學。這是我的一個方向，肯定在形式還是會有跟其他人有過激盪、摩擦，可是我覺得整個來講，現在的團員對這方面的堅持是更有共識。

黃孫權：你現在還創作嗎？

楊友仁：沒有時間、沒有條件了，而且坦白說，如果就一個很實用性的角度來看，你創作也不見得能夠真的有發表的機會。的確有一點力不從心，其實沒辦法，畢竟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來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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