帳篷目的就是為了消滅帳篷：回應櫻井大造的發言

文/黃孫權
原刊於《人間思想04：亞洲思想運動報告》，杭州：人間出版社。頁161─166

我的回應分兩部分，首先是台灣劇場的歷史，第二個有關帳篷劇，對我來說，這是關乎怎麼進入到田野跟現實裡頭的鬥爭。

大造先生談到日本60年代有很多叛逆的小孩，在資本主義的過程中慢慢地回到了父親的懷抱中。台灣其實也是這樣，台灣90年代很多這樣的「孽子」，很快就回到了父親的懷抱中，他們可能表現得很叛逆，實際上很忠誠，尤其對上層很順服。昨天陳光興老師已經做了上一代台灣左翼思想的回顧，對我來說，那是80年代的事。在台灣90年代之後，「孽子」回到父親身邊，回到資本主義懷抱，是當前整個文化的生存危機，也就是太政治正確，太NGO化了。

台灣的劇場發展，或說小劇場運動，是華人圈最活躍而有創造力的。我可很粗略的分為四種的類型。第一種是王墨林開創的，身體作為抵抗的基礎，從身體氣象到劇場到牯嶺街小劇場，他開啓了一種身體政治的實踐方式，透過引介日本的能劇、舞踏，起草了「東方身體」與「西方身體」的不同。對王墨林來說，東方的身體是接近土地的、低彎的、踏實的、蹲俯的、採稻禾水的，與西方的跳躍、拉直、飛奔很不一樣，我們從土地長出，西方卻往想上天，我們卻從來不曾反思這兩種身體背後的政治與身體政治。

第二種起源80年代末台灣解嚴前後各個社會運動中出現的小劇場，這種形式在政治鬥爭的邊緣開始一種社會表演，它可以變成抗爭的工具，可以變成抗議的法寶，它樂意變成任何一種運動資源的工具，因為它其實在表演，表演一種能夠引誘別人，能夠召喚群眾的方式。從早期的環境劇場，到渥克，到甜蜜蜜，有的長成商業小劇場的中樞力量，有的成為次文化的滋生場。這波小劇場運動，在某種程度呼應結合了大造先生的實踐。在政治啓蒙的陣線上，都是和我們志同道合的群眾。比如說我還記得2013年我們到台北美國辦事處抗議美入侵伊拉克的行動時，反戰的前沿都是小劇場同志，他們不但現場演出了抗暴劇碼，也參與我們的噴漆行動。其中，台灣海筆子成員之一，我的好朋友就在我跟前被警察摔出去了。當然，最後我也被警察甩出去滾在地上好遠。

第三種是，是民眾劇場，鐘喬是為代表，台灣民眾與左翼思想被清洗過，這個路徑還是透過泰國、菲律賓的學習重得而來，是文人、知識分子要接地氣的一種練習，也發展出獨特的知識分子關懷社會的劇碼。期間，鐘喬的差事劇團也在「九二一」大地震後在台中當地發展出「石崗媽媽劇團」，調動非職業演員，自己講自己的故事，劇場是個分享的空間，進行陪伴，支持，信任，討論關心的議題。其理論根基當然來自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受壓迫者的教育學》與奧古斯都·波瓦（Augusto Boal）《被壓迫者的劇場》。在狂飆的小劇場運動後，少數仍繼續政治啓蒙與社會介入的路線。

第四種就是台灣現在比較流行的論壇劇場，如台南應用劇場發展中心。把一個問題的開展變成劇場表演本身，傳統劇場是有人演地主，有人演貧農，現在都把問題丟給演員與觀眾，如果你是地主你怎麼反應，你是貧農你怎麼反應。這其實只是知識分子給群眾上課，好的時候，就是群眾給群眾自己上課。現在成為非常流行的教師與社區劇場進行公民教育的手段。

具體來說，台灣的小劇場經過80年代末狂熱後，逐漸轉向教育與NGO化，這過程也洗清了小劇場那種政治啓蒙、次文化、臟亂而有活力的、反叛的、無理的實驗，也對所有激烈的形式消毒，在台灣政府的文藝補助政策下，社區轉向（community turn）變成主流。

總體而言，這四種小劇場脈絡跟大造先生帳篷劇沒有太大的差距，他們在特定的場域打造一個連結外部與內部的空間，除了他們不搭帳篷外，或者他們也搭帳篷，到底差別在那裡？他們也很有社會意識，想成為反省的形式。如果說他們與大造先生的差別是拿了政府和商業的補助（若這是好作品的保證）也過於簡化了。如果真要有所區分，我毋寧說，台灣小劇場運動作為表演的形式，政治動員的形式，缺少了如大造先生的「哲學」，一種將眾人聚在一起的動力學，一種給予個人內里鬥爭出現的機會，也就是，太快的美學政治化了。

大造先生對帳篷劇有個比喻：這是我們自己創造的一片天。帳篷的頂就是空中的墳墓，諸眾（雜種、渣民、賤民）都是活在「前社會」的孤島中，透過自己營造的這片天，人們開始對話與仰望，將孤島化的自己重新連結他人。帳篷是一個集體的「反省形式」，帳篷劇作為「反省的時間點」，是「沒有發生的過去」。或說，透過液態化歷史，重新找到未來。於壓抑的底層，他者化自己，潰散的社會中找到新的天。是想像力的避難所，而非資本營造的美好格式化的天光。

由此來說，吾人不用進入到帳篷劇，但每天也都在帳篷劇裡頭。人間的確有情有義，但現實中出現情義總是極少數的，我們看到的多半是是困頓、競爭、消費、慾望、貪婪、妒恨、矛盾、鬥爭等等。現在全世界所有人的生產能力遠比人類需要得多，但還是很多人生活在每天平均不到一美元生活費的環境下。如果這個世界上有六十億人，那麼有九億兩千三百萬的人過著所定義的貧困生活，20%的人擁有83%的財富。這告訴我們什麼？我們不用在帳篷劇中反省，我們只要走進社會張開眼睛就知道了。

我講我幾個非常簡單的「帳篷經驗」，以便延展大造先生的看法。

第一個帳篷經驗，是我有一次跟蒙古國綠黨的組織合作來到烏蘭巴托，由於烏蘭巴托城市邊緣山坡上有百萬戶的「棚區」，冬天燃煤的時候整個城市污染比北京還嚇人，本來我滿載人道主義的關懷，要協助規劃棚區的公共設施。還妄想用他們傳統的蒙古包組建衛生健康的棚區，但發現，山上的棚區已全是蒙古包，連大路街邊就有蒙古包，人們就住在蒙古包中，被趕了就遷移。我們拿這個事情毫無能力。這些牧民被迫定居，生存的大地變成私有財產的地皮，他們學著漢人的居住方式，而失去在大草原解放的權利。而我們所學的建築對他們來說就是枷鎖。

第二個帳篷經驗，是有一次我到秘魯的自由省附近（Trujillo）的棚戶區。在這個南美革命起義的中心，有個30萬人住在沙漠上的貧民窟，他們用石頭、泥土塊搭上的房子，有多少錢就蓋多少，一半以上的房子僅有一半的牆。在這個沙漠貧民窟裡頭，平均兩公里才有一個水塔，孩子們必須徒步走到幾公里去上學，取水。30萬人只有一間由帳篷搭建的臨時醫療場所。參訪的時候，有一位80歲的英國修女握者我的手跟我說，希望可以去幫他們做一點事，她說「我們需要很多的這樣的醫療帳篷」。

 

第三個經驗是，去年我帶了中國美院的學生去了四川雅安，在謝英俊建築師的建築結構基礎上，讓他們動手協助重建工作。我讓他們前幾天不要素描，不要拿起相機，做農民家訪，親自動手協助農民蓋房。四川大地震以後的半年里，還有很多人是住在救難帳篷里的。我們知道，政府和國際很多援助資源都進入到了雅安，我們不懂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住在帳篷裡頭。我們去問那些仍然住在救急帳篷裡面的人，發生了什麼事？他們說了不同故事的版本，但我覺得其中有一句話最讓我驚訝，不管農民的版本怎麼樣，農民表示說這是第一次有人問他們的意願，問了他們為什麼沒有得到災後救濟金。法律規定半年，有人領了一個月，有人領了三個月。後來我們到了蘆山一個地方叫煙花村。煙花村災後並不是很嚴重，全村大概十幾戶房子塌了，有幾戶非常好的房子，只是門窗掉了。可是政府透過重建計畫，把前村後村全部統一規劃。不管你房子倒沒倒全部要拆掉，全部用建築師搭的新房，前村命名為小橋流水區。後面的村就叫作田園風情區。學生事後跟我說，「在藝術學院都是被教導要努力當出色的藝術家，來這裡卻要重新學會做一個普通人」，他們學會丟失的生活知識，學會了下鄉不僅只是讓農村成為他們作品描述的對象。學生又說：「看似完全沒有希望的重建工程，農民為何可以白日幫人打工，晚上自己一塊塊磚砌，這些耐心與希望是如何建立的？」這一群依然住在帳篷裡面的農民們，跟他們未來的家，其實都不是他們可以決定的。

最後一個是我們今年下鄉去的十里店。中國革命中第一個主動響應土改的村落，英國共產黨人克魯格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照片。當學生去家戶訪問後，我常一個人繞著十里店轉，跟很多建築工人聊天，我想知道他們蓋房子的成本，還有會傳統工法的師父還有多少。後來無意中遇到一個年輕人，智力先天不足，對我非常熱情，他堅持帶我去他家，他說他爸爸在裡頭，他自己不進去，把我往前推讓我去他家裡見他爸爸，然後他才敢進去。可見這個孩子是常常被罵的孩子，他要讓他爸爸知道是我們來找他。總之，王新平是這個村裡最窮最窮的人，住在王家十二代留下的院子，院子非常破舊，我進去的時候繞了一圈子，好像是被隔離的帳篷，看到一個老人家睡在非常臟的床上，床上堆滿衣物。他跟我講老婆過世了，有一個小學五年級的小兒子（我從來未曾得見），住在他外婆家。聊了許久，知道王新平以前在幫忙蓋水壩，後來腳傷了才回來種玉米。當天，因為王新平違反了不能燒玉米梗的規定，會造成霧霾，全村還廣播要抓人，許多以前工作大隊的老同志來他家勸他不要那麼擰。他無奈表示，一個人實在無能將玉米梗帶回來，就放火燒，錢他沒有，反正頂多坐幾天牢。他之前也坐過一次牢了。

後來，我自做主張，邀集了同學買菜到他家燒飯，去的時候他一個人已煮好面，他每天三餐就靠個燒材的小灶吃面，一瓶萬用醬油，自己種的大黃瓜與青菜，我們笨拙的打水，煮飯給自己吃。一個晚上我們又掛念他，半夜跑去王家院子，吵醒了他，院內毫無燈火，他舉個手電筒跟我們聊天。有同學問他：「新年到了，你會打掃家裡嘛？」，又一名同學問：「這麼臟亂的環境你睡不好，我們可以幫忙嘛？」，同學又問：「小五回家住嘛？」我趕緊結束我自己製造的知識分子慈善的鬧劇，帶同學逃離王家大院。那夜被圍在院子上空的星空特別清燦。

 

最糟糕的還不是這個，我們回到了村辦，村裡會計告訴我們，說這家還有他爸爸是這村裡最懶惰的人，所以他們才會那麼窮、那麼臟。這故事有兩個版本，一個是我們看到窮人，另外一個是村民看到的懶人，村民說我們不應該提供幫助，因為你越幫他，他就會越懶。

這就是「人間」嗎？按農民道德還是知識分子的眼睛來判斷這個村子里苦難的來源？這個村子，在土改時期成為先鋒，現在卻連村內的公共池塘（興建時還死了三人）都髒臭無比，浮滿垃圾。在困苦的生活中，村內垃圾處理廠，不能在田間燒玉米梗，農民要花更多金錢購買肥料。村裡不斷有新房舍興建，而老的上村房子傾頹敗壞無助。

在離開的前一天，小五他哥，也就是第一次帶我進王家大院，王新平的大兒子穿著唯一一套西裝來找我，堅持說要帶我去摘柿子。於是我們穿過全村，穿過唯一一條經過的國道，經過垃圾場（這以後要變成某大戶宅基地），穿過田埂，到了我已去過的新大廟，樹上早已沒有柿子了。小五他哥悠悠地坐在新廟門檻上，很高興的告訴我，他找到工作了，顧廟，一個月有三五佰薪資。原來他要告訴他的好朋友，他有工作了，不再是農村裡閒晃的，被嫌棄的青年，才大老遠的帶我來一趟。之後，他跟我借了手機，說要聽歌，我幫他找了首他特愛的鳳凰傳奇的《月亮之上》。於是我倆又穿回田埂，垃圾場，過了馬路，回到村上。我一路上看著他拿著我手機，搖頭晃腦邊聽邊哼的一路走回。

 

 

 

 

 

 

 

 

人間充滿了艱難困苦，大部分的時候是人們要低頭才能活著。我們若走入人間，為何需要帳篷來進行個人鬥爭呢？或者說，因為我們只是反映出鬥爭，而沒有將歷史液態化，所以個人的「私底下」的鬥爭不會出現，不會重新設想當歷史不會這樣發生的時候會怎樣？因為現實苦難到處都是，我們習慣反應，哭天喊地，抗議抱怨，而非設想重頭來過？把每一天當作新歷史、新的一天來過。

我以為，正因為現實無情無一例外地成功了，以至於，作為被統治者的統治者，知識分子，需要帳篷劇，來重新檢討自己的社會位置與與他人的關係。人間就是帳篷劇，但我們未必意識到。人間不保證我們能見到差異現實，於是知識分子需要帳篷劇，可以練習反省參與，成為大造先生所說的「祈願的力量」、「建立勞動的力量」、「朝向他者的自我」等等。知識分子要搭建的不是帳篷，而是搭建一個有著共同反省的場域。這個場域有點像我們今天論壇現場，可是不要忘了，這個場並未真正發生，直到我們走進田野，走進眾人之間，帳篷劇的作用才會真正開始。帳篷劇從內部開始是為了走向外部。

我想引用櫻井大造說的一句話，他在發言里有一句非常美麗動人的話，他說：「在帳篷劇出現，而且他的生命只存在於當天的那一次。永遠不會重復。」我覺得我們也是，如果我們走進田野，身處人間，我們將會面臨一次次新的一天，新的歷史與新的天空。最後，我們不要忘了搭帳篷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帳篷消滅了。

（此文原為作者於2014年10月25日於北京「人間思想論壇」發言稿，後由作者修訂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