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賣黑書就不是社會人文專業書店：陳隆昊訪談 (三)

受訪者：陳隆昊，唐山書店、唐山出版社創辦人。1982年解嚴前開始大量藉由翻版引進批判性書籍與西方思潮，為當時威權統治下，思想自由被箝制、經濟能力尚負擔不起原文書的台灣、東亞與東南亞知識份子提供了重要的知識管道。同時支持各種思想、文學上另類書籍的出版與發行，唐山書店三十多年來遂成為各種實驗文學、左翼理論、人文思潮的基地。

訪談者：曾傑、甘志雨
訪談地點：唐山書版社倉庫，台北市大安區，台灣
訪談時間：2016.07.23
整理校對：甘志雨

曾：可不可以先跟我們介紹幾個比較重要的人，比如說你跟夏鑄九老師是怎麼認識的？

陳：那時候台大還沒有城鄉所，我記得那時候好像叫做「都市計畫規劃室」，屬於土木系的一個研究單位，老夏那時候就是土木計畫規劃室的老師，開的課當然就是一些都市研究的課。那時候老夏他說他下學期要上一門課，拿給我(一本書)，那是MIT的老師Kevin Lynch，當時的書名還叫做 《Theory of Good City Form》（一個好城市的理論），後來這本書在版時就把Theory拿掉了，就叫做《Good City Form》。我就從第一版的《Theory of Good City Form》開始盜版，一直盜版到改成《Good City Form》，好幾年老師上課都用Lynch這本書。我記得第一年的時候他叫我印，我也沒有去問都市計畫規劃室到底有多少學生，不過土木系的人很多，很多土木系的人去修這門課，因為建築跟都市關係很密切。我記得那一年，助教打電話來說：我們登記好了，一共要我記得是兩百多本。哇，我爽得不得了，一次喔！

曾：那是哪一年？

陳：那很久了，我也查不出來。大概就是1983.84年我開始盜版的那時候啦，也是規劃室大概剛開始的時候。我就印，就賣了好幾百本，一個學期學生就兩三百人。

曾：那時候賣這樣一本可以賺多少錢？

陳：很好賺啊，第一個，我不用付什麼版稅、稿費，我也不用排版、編輯啊，什麼都不用，那現成的書就拿去印刷廠照相製版，那個年代的生產成本也都還很低，台灣物價相對是低的時候。書價跟現在比，現在也沒有貴到太多，可能那時候是兩、三百塊，現在就是四、五百塊這樣子，所以其實蠻好賺的。後來夏老師上的課本幾乎都是我幫他盜版，後來變成城鄉所以後課很多。老實說因為那時候我盜版的書，不是微積分、醫學那種的，我印的書還是屬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那可能老師就這樣拿給我，可能我也比較不會去計算說可以賺多少錢，所以跟夏老師就變成也是亦師亦友。後來他給我最重要的一個幫助就是，夏老師翻譯Manuel Castells 《網絡社會之崛起》等那一套書，夏老師規劃那一套書，我們幫他出版，唐山出版。那一套書算是我出版生命裡面很重要的。

曾：那套書是不是絕版了？

陳：沒有絕版，還有書。不過後來因為也有大陸版，台灣很多賣簡體書的也進口了簡體版的，那大家都是朋友，我也不好意思說什麼。因為那其實有區域限制（territory），就是說我只能在台灣賣，他們只能在大陸賣，他們不應該拿到這邊來賣。不過他們拿來賣因為便宜啊，那時候甚至有學生跑下來說「我要買《網絡社會之崛起》。」，我說我有啊，他說「啊不是這個，我是要買簡體版的。」，因為那便宜很多嘛，後來就沒那麼好賣了。

是我出版史上很重要的里程碑。三本一大套，又是Castells，算是一本很有名的書嘛。後來夏老師這一路，他自己的作品也都是我出版的。而且講真的，我也很感謝夏老師，你知道嗎，他都沒有跟我收版稅，他都是免費給我印。一般老師還是會收版稅，他都沒跟我要，我覺得很不好意思。當然夏老師他的地位啦，他做的事情更多更重要，都沒有跟我收版稅很不好意思啦。

曾：他哪一本書賣得最好？

陳：他自己的書都差不多，都是學生會用的，算是好賣。他退休之後又把最近十年的論文整理過以後，陸陸續續我們又幫他出了後面一套，五六本書。書名很怪，我都念不出來，什麼異質啊、結構啊。那些書大概年底以前會全部出齊，出齊以後我就準備幫夏老師辦一個…

曾：簽書會之類的？

陳：對，現在還可以，再十年學生可能都不知道老夏是誰了，現在像你們都還有聽過他課或是怎麼樣的。所以我準備年底幫他在台北、台中、高雄辦。

曾：巡迴簽書。

陳：對，也算是對他一個巡禮吧，因為他一路做田野工作、做調查跑很多地方。所以這就是夏老師。

曾：你跟陳光興老師是怎麼認識？

陳：我跟光興他們，就是現在亞太研究室…以前他們最早有一批進步的…那時候還不是老師，那時候裡面可能還有研究生，比較進步的、左派的、對於社會運動、學運、性別有很強烈的意識的一些朋友，最早他們就搞了《島嶼邊緣》雜誌。那一批比較進步的老師，現在他們基本上都在學院裡面。他們很會寫東西的就辦了《島嶼邊緣》。哇，那時候《島嶼邊緣》是引領風騷，後來因為那些老師們之間有思想性的摩擦，就結束了，大概出到第十二、十三期。我最遺憾的就是那十幾期，我當時每一期都賣光，到最後我一本都沒有留，我到現在都還沒有蒐齊，搞不好還要去舊書店找。

曾：那時候是他們來找你，請你印的嗎？

陳：那時候也是一樣，我就是盜版這些比較進步思潮的書，所以他們就覺得臭氣相投。那時候呢，杭之，叫陳忠信，規劃了一個叫做「唐山論叢」，就是專門出學術性的書，思潮性的書。他們同時也搞台社，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老夏、陳光興都是台社。台社出版以後我也幫它經銷，很好賣。島嶼邊緣沒有了以後就是台社，那時間上有沒有重疊我不是很記得。

當然台社後來的走向越來越，因為學術要求SSCI認證，文章要在那種期刊才算分，因為這樣後來台社就走入很學術的方向，當然市場就慢慢差了，因為那是非常論文的東西，雖然也是關心社會議題，只是一般人就不會看了，變成學術論文的形式。當然也因為台灣社會變遷，刊物越來越多，選擇性也多，所以後來銷售就降低成幾百本。剛開始的時候，我記得第二期是老夏主編的，也是關於城鄉那些概念的文章，那一期兩千本賣完喔，後來還再版，期刊還可以這樣子，好厲害。

曾：那前面島嶼邊緣大概賣多少？

陳：一千多兩千，就是都賣完啦，現在你要賣三百、五百本都很困難。我跟光興就這樣一路因為學術期刊的關係。台社本來是他們出錢，我經銷，後來變成他們編好，我出印刷費，變成這樣是我也承擔一點啦，到現在出一百多期了，一個學術期刊能出一百多期，而且不是什麼台大的期刊，算是民間的，也算是一個奇蹟，我也覺得我要分擔一些費用。

 

曾：還有誰？譬如你最早是在南天書局打工，南天老闆是誰？

陳：還是一樣，魏先生。他大我八歲，他看起來精神比我還好，我搬書搬到這邊不行那邊不行。他的書局，他兒子要接，他七十三歲了。因為我們是同鄉，我那時候家裡經濟不是很好，需要錢，他剛開南天書局、出版社，我就去幫他，那時候我在讀研究所，所有的盜版書都是我去圖書館借出來的，印好就把它裝回去再還回去。我就從研究所開始打工，所以我被老師貼了標籤，說我是不專心讀書、都在打工的學生，當然寫報告什麼的我還是會硬著交，但不是很認真的寫。其實我那時在政大就被認為是不認真的學生。到了研三的時候我們八個同學都畢業了，就我一個人還在那邊唸，回鄉下就被我媽媽罵，說鄉下三姑六婆說怎麼讀大學還有留級的，我被罵得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後來回來我就跟南天的魏老闆辭職，研四就專心寫論文，花了一年的時間把它趕出來，當然寫一年是很草率的啦。到後來才知道，原來我不過就是延畢嘛，哪是什麼留級。

曾：所以你是在南天的時候第一次接觸到印刷、出版這些工作的？

陳：當然，我在南天把做出版的十八般武藝都全學會了，我必須要跑印刷廠、跑裝訂場、跑製版場，到現在我都還可以自己做書耶。像是精裝的書，要切多少紙板，後面膠布要多少，要怎麼黏回去，我都會做。我也很想在退休後，專門幫人家修復壞掉的老書。

曾：這搞不好是需要的。

陳：是有需要的，像是在中和的國立台灣圖書館，他們都有修書的部門，有專門的師父在修。

曾：那時候你可以介入南天要盜版什麼書嗎？

陳：很大的程度是我決定的，當然有時候是有些老師說要印什麼書、用什麼課本，我就跑去圖書館看有沒有書，有就借出來。

曾：那時候南天印的都是什麼樣的書？

陳：那時候剛好是美國跟中國建交（民國61年）後，美國的學生瀰漫著一股中國熱，做中國研究突然變成顯學。那時候美國瀰漫一股中國熱，我記得那時候我盜版一套叫做《明代名人傳》，是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有一對研究生夫婦終其一生，他的論文就是把明代名人做傳記，英文的，就出了那本書。我就盜版，印了600套，沒有多久就賣光光了！

曾：歷史系學生來買的？

陳：不是，你知道那時候美國學生有史丹佛中心、師大國語中心，那些學生就是要做中國研究才來學中文，他們可能是哈佛大學的學生，可能是UCLA的學生，就私下傳播「台灣現在有盜版什麼英文書。」他們在美國就登記，比方說哈佛大學中國史的班上就登記了20套，然後耶魯的，各個大學就登記，他們就叫在台灣的同學買，再寄回去。600套沒有多久就賣完了耶，現在我看賣兩套都不容易。主要是英文的，其實是很大的出口轉外銷。

曾：像這種賣盜版的錢要扣稅嗎？

陳：當然，要開發票就要繳稅呀。我還記得那時候是學生直接來南天買，八折。他們還是覺得很便宜，明代名人傳一套我記得美金原價是$125，那時候是40比1，所以算起來是四、五千塊。可是那時候台灣我們訂價一套一千塊，他們學生買還八折，那同業批書，比方說雙葉批是七折。所以一套800塊，對美國學生來講省很多，就買了一批又一批寄回去。所以我在南天的時候，像這些書我要拿去印刷廠，要做這些事情，還要叫裝訂場把書裝回去我要還回圖書館，

曾：那你後來要開書店時，南天老闆不會覺得競爭嗎？

陳：好，你聽我講。那時候中國研究是非常熱的，現在的話大家不會客氣，那個時候我的方向是社會科學，我還算是上一世代的人，我不想跟魏老闆競爭，我想說我應該要走一個自己的、另外的方向。當然我的基礎、老師、我熟悉的還是中國研究，而且那時候中國研究是多麼熱啊，但是我那時候就選擇做社會科學，所以我就盜版社會學、政治學這些學科的書。我那時候就想說我到底要翻什麼書好，我就去找中研院啊、民族所的那些同學，問什麼書可以翻譯的，最早的兩本書，一本是Anthony Giddens “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遠流那套新潮譯叢有翻譯。另一本是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這兩本書都是大概1976年得到美國的社會學會的索羅金獎，每年的社會學會會頒發當年最有價值的書，我在中研院的同學說這兩本都是得索羅金獎的，不用擔心它的學術品質，所以我就翻版，跟他走不一樣的路，不要跟老闆搶生意。

曾：你早期開書店都沒有遇到競爭上的問題嗎？書店之間彼此競爭。

陳：當然有，社會科學也不是只有我，像雙葉是一個大的翻譯集團，是什麼都印，商科的也印、理工科的也印、文科的也印。我們當時很好玩，各印各的。比如說哈伯瑪斯的《Legitimation Crisis》，他印我也印，那我們這些盜版商還沒有文明到大家坐下來分配，就發現說他也印我也印，那也沒辦法，就各印各的，頂多就是大家互相把價錢調成一樣。當然不會有五六家在印啦，可能一般就同時有兩家，可能這本書我跟一家衝到了，那本書他跟另一家衝到了，書太多了偶爾會發生這種事情。

曾：還有什麼比較重要的人？

陳：我這二十年基本上接觸的是學者，這些老師他們商業的氣息很淡，我做這一行最高興的，我記得當時要從鄉下要上台北讀書的時候，我祖父把我叫到跟前告誡我「你到台北去要注意身體，不要為了省錢把身體弄壞了。人哪，最大的四個慾望：吃喝嫖賭。吃的跟喝的你不要省，但是嫖跟賭絕對不要去碰，一碰一生可能就完蛋了。」我是一個很聽話的小孩，所以一輩子就…，像我去Las Vegas就頂多丟一個quarter，就一個，拉一下，我很清楚那的機率喔，他賭場作莊的都算好了，最後你一定輸的，當然有些人剛好碰到錢掉下來啦。那我覺得最高興的是，認識這些學者、大學老師不計其數，可能幾百個，最高興的就是大家喝杯咖啡，或者吃一頓簡餐，就可以了。我從來沒有夜生活，我都回家，沒有機會啦，我不是搞建築啊那些大生意，林森北路那些都沒去過，就是跟老師在這附近的餐廳吃個飯這樣。

曾：那除了老夏、光興之外，有沒有特別應該要提的？

陳：有一個叫石計生老師，他是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博士，另一個叫做高榮禧老師，後來去巴黎大學念了相關的學位。他們現在都在台灣當教授，我特別提他們是因為我覺得他們長期在紫藤廬開美學、哲學的課程，免費的、長期的，可能已經二十年了，隔幾個禮拜就在那邊開美學的課程。他們的精神我很感佩，而他們的書也都給我出，也沒有收版稅。

曾：所以你出了很多老師的書？

陳：我出版的書基本上都是老師的，因為我都出學術性的書嘛，本來是不應該一直書學術性的書，因為市場太小，可是我就是一直出。

曾：那有沒有一些寄賣作品的，像是詩集、小說的作家是值得提的？比如說閻鴻亞？

陳：鴻鴻當年還年輕，剛從法國回來，他們就搞現代詩，現在搞一個叫做《現在詩》，他現在自己做出版，黑眼睛，有做劇團也有出版。鴻鴻的書，《現在詩》都是我在經銷，他就代表《現在詩》來跟我結帳。我那時候自己看店，他打給我我們就見面，兩個不是做生意的人在那邊算帳，有時候要算好久。鴻鴻那時候也幫我很大的忙，弄他的詩集，他也幫我介紹了很多寫詩的朋友，在我這裡出版。當然因為詩集的銷售不好，鴻鴻會跟他們講說，唐山可以幫你出版，但是你要自己去籌出版經費，所以我也沒什麼太大的風險，就幫很多現在詩圈子裏面的朋友出版。

鴻鴻那時候還幫我一個很大的忙，因為他也是教戲劇的，他覺得需要一些西方的劇本，因為教戲劇需要劇本，所以他幫我用唐山的名字申請一套《當代經典劇作譯叢》，通通都是戲劇界的老師友情贊助來翻譯，我們就去申請國藝會的出版計畫，那年我們本來計畫出一套四十本的劇本，兩百萬，後來國藝會下來的經費只有八十萬，八十萬不可能出四十本，光印刷費就不只了，還要翻譯費，不可能。後來鴻鴻就幫我跟國藝會減成二十本，本來是想說放棄，不過八十萬也是一筆錢，變成說自己得想辦法貼一點錢，鴻鴻就說沒關係，出了以後他會去幫我找各個學校戲劇課上課用，所以我們就做了。那一年國藝會的補助最高的我記得是優劇場，大概一兩百萬，我們八十萬是第二名，那時候八十萬很多了，十幾二十年前。就覺得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還是把它勉強接下來，做出來了。

曾：那時候印了幾套？

陳：大概一千套，一千是印刷廠的底線，我們也覺得一千套是頂了，不能再多了，萬一賣不出去怎麼辦。所以鴻鴻老師給我很大的幫忙，也是很重要的。像台社啦、劇本啦或是夏老師的書，都是我在出版過程裡比較重要的，人生總是這樣，總是有些東西可以提出來的。

曾：這些也是盜版的嗎？

陳：沒有，全部都有花錢跟國外申請版權的，所以你看八十萬出二十本，一本才四萬，頂多是夠版權啊翻譯費，還好劇本文字不是那麼多，所以翻譯費也不是那麼多，其他印刷費就是自己出了，還好鴻鴻老師幫我找很多的學校，陸續有賣完，有些還再版。那時候選的書都是非常好的，都是一些得獎的桂冠作家的劇本。

曾：有沒有那種以前寄賣詩集、小說集的作家，後來成名的？

陳：說真的，我出版這些東西，從一開始大家都知道是比較邊緣的，比較非主流的。要說詩集，最有名的就是夏宇，不能說我幫她出書，因為夏宇的書都是自己做的，她很有實驗精神，每次出書的封面啊、內頁的設計都一直變化，所以她喜歡自己做，我是幫她經銷，也是因為她是《現在詩》的一員。當時她的書給我經銷，老實講還不是那麼有名氣，那時候誠品還沒有幾家，它也是專門在賣很特別的、很有藝術設計感的書為主，所以他們就把我放在他們書店最好的位置，當然那時候夏宇也開始有名氣了。我記得那時候很多媒體都報導夏宇的詩集怎麼樣好看，有一年7-11推出旅行閱讀，比方你搭火車的時候要做什麼事情，竟然有推薦夏宇的詩集，好幾次下來，讓夏宇的詩集非常好賣，我幫她賣她最有名的《腹語術》，我想應該是上萬本。後來就陸續到現在，後來也有幫她經銷，但就沒那麼多了。

曾：幫人家經銷，抽成比例多少？

陳：我們大多都是小眾的，量不大，所以大概是一成到兩成之間，看我發給誰，博客來或誠品大概就一成，一般的書店大概就一成半到兩成。這是毛利，我們還是有些成本。我也是沒什麼賺，但就大家互相幫忙。你說一些詩集其實沒人要發，大的發行商沒人要做這事情，總要有人願意做。

曾：你跟夏宇老師現在還有聯繫嗎？

陳：本來夏宇老師就很神秘，我也不知道她現在在哪裡。那種神秘感也對她的詩集有幫助，有段時間她住在法國，有時候到法屬的一個島上。

曾：夏宇老師很有錢嗎，怎麼能這樣跑？

陳：我覺得是人的風格問題，寫作有時候在家裡可能寫不出來，比方說毛姆，他好像是到新加坡還是泰國才寫出來，因為背景、風格，海明威是在古巴寫作。寫作有時是一個氛圍，或是找他的寫作背景。

曾：我記得你是1982年開始…

陳：盜版，82年開始盜版，84年開書店。

曾：那時候美麗島事件已經過很久了吧，美麗島1979年。

陳：也不算很久啦，我那時候剛好當兵在部隊裡面，那時候整個營區瘋狂的批判，我也不得不起來表態啊，說美麗島這些人是壞份子，誰敢說他們是…哈哈。那有點像共產黨的政治鬥爭，沒有人敢講真心話。

曾：那後來你開書店後，有沒有跟這些那時候還是黨外的人有接觸？

陳：我跟他們沒有在政治上…，他們會到唐山來買書。國民黨也有認真的，像周陽山也會來買書，民進黨那時候黨外嘛，像林濁水、邱義仁啦，鄭麗君那時候還是進步的學生，他們都會來買書。

曾：他們會特別要求要買被禁的書嗎？

陳：倒是沒有，就是在書店裡看有什麼書，當然有些書我沒有他們會問我。那時候執政黨也是會來書店來監察，因為我們書店算是個各方人馬都會來的地方，以前一個客人下來，你不知道他是不是便衣，他可能看書看半天，是在看有誰在這，各種情形都有。

曾：那有發生過什麼有趣的事情？

陳：我一開始是賣所謂的黑書，就是被禁的書，一般的黑書都是在發財車賣的，他們開著發財車賣，比方說禮拜一在東海，禮拜二在逢甲，就在門口賣，大部分是這樣的，也有像在台大門口擺攤子的施先生，很有名的，也是賣禁書，他是個老先生，他也不怕，警備總部也拿他沒辦法。那我書店賣這些書算是膽子比較大的，但那時候我書店不可能不賣這種書，我不賣這種書就不是一個社會科學、人文的專業書店，我賣的時候就知道他們會來沒收，所以這種禁書就不要多，每次三本這樣賣，賣完了我再去後面拿，那他們下來就沒收三本，我本來也就預計會被沒收，不可能一本都沒有，他可能反而逼得你更緊，後來我算一算他們好像到了要交報告就會來，因為沒收才有成績，台灣終究還是一個比較西方的社會，他們來會開一張沒收單。

有一次他下來，我一看就知道，因為久了就知道那些人。但這次不一樣，以前是在我書店的平台找，這次直接就走到後面去，哇我嚇一跳，趕緊跟進去，我就是在後面的倉庫，不會亂放，是放在一個箱子裡面，他居然知道是哪個箱子，全部拿出來，每種都拿了幾十本啊，我就知道死定了，那次沒收了好幾百本走。我後來想說只有一種可能，我的工讀生被收買了，當然一開始很氣，一次幾百本，那些不是我盜版的，是人家拿來給我的，我也不能說被沒收了就不給人家錢，我本來想要查是誰，是哪個工讀生幹的好事，後來…我想這就是讀書的意義，我記得阿多諾在納粹時代也是替納粹講話，你沒有逃走就不得不講嘛，不然就沒命了。我當然很氣啊，想知道是哪個傢伙，後來想想說不定這個小朋友…你知道國民黨很高竿，說不定跟他說「你爸爸逃漏稅喔，你幫我做這件事，漏稅的事就一筆勾銷」，可能有這個情形，當時某種程度還是個獨裁政權之下，人民有時候是被迫的，我就沒有查。我想這就是讀書的意義吧，想事情會比較周延一點。

曾：1991年野百合，他們在中正廟前面集會你有去參加嗎？那時候夏老師他們也都跑去講話。

陳：我有去看，可是我沒有去參加靜坐，有兩個原因，一個是我覺得我可以關心政治，可是我不要牽涉（involve）進去政治裡面，畢竟我要做生意嘛，這是我的一個原則。第二個算是很現實的問題，我那時候沒有很多工讀生，大多自己看店，那時候他們都跑光光了我生意很難做，我找不到工讀生欸，但我店還是要開，所以我就沒有去。有一個很好玩的事情，中正紀念堂抗爭的時候，我生意差到一天沒有兩個客人來，等於說我的客人全部都對那有興趣，不管有沒有去靜坐或是去看熱鬧，那幾天生意簡直差到爆。這一次318有一天我們也關門，因為工讀生說要去，我總不能讓他們一輩子遺憾，太多人要請假了，乾脆關店一天。

曾：那野百合之後你生意有變好嗎？有更多人想要看左翼的書嗎？

陳：我開書店的時候是各種運動，不管是學生運動、社會運動，開始蓬勃的時候，所以我那時候生意真的是一路向上揚，當然野百合更加深了這個，而且那時候有個氛圍就是他們要做各種行動，他們就會想到要看書，看人家歐美是怎麼弄的，看這種時候要怎麼去抗爭，或是說思想上的路線應該要怎麼抓穩，所以確實是有。

曾：那你有因為這些事件特別去選要印什麼書嗎？

陳：講真的我一路上都受到影響，所以從各種運動的書、工會的書，我那時候也印了幾本工會的書，後來慢慢馬克思的書也曾經很熱門，後來共產國家垮台就轉向了，變成例如女性主義的書，有一陣子也流行後現代。每一個流行都會影響到我們盜版或出版書的方向。

曾：你從來都沒印過資本論嗎？

陳：沒有，資本論很大一套，印了大概也沒幾個人買，後來我有印馬恩選四本，那資本論有很多經濟學的計算，一般人可能比較難…後來時報出了以後就更沒有必要出了。當然那時候要印的話也只能用大陸的，大陸出版社在這種時候會很注意他是要給誰，因為資本論是他們的國學，那時報要印他們就會同意，因為時報的實力堅強，品質、銷售面都會比較完整，那我們小不點的他們可能還覺得不夠格，而我們也不可能全部自己找人翻譯，要用別人的版本，所以諸多考量下沒有出。

曾：你們後來搞獨立書店聯盟，是誰提議的？

陳：那是階段性的，一開始就是在我們附近，溫羅汀。那時候主要是城鄉所的康旻杰老師對這事很關心。那時候郝龍斌當台北市長時，文化局長就找了台大外文系教授，廖咸浩，主要是這兩個老師，文化局想要promote（宣傳）台北的文化，就想說要在這邊搞一些活動。康老師對這種社區的事情很有心，就找了這些獨立書店，其實那時候希望溫羅汀代表著獨立書店，還有咖啡廳，咖啡廳是文人、學者重要的集會場地，比方說以前的明星咖啡廳。另外就是NGO，我們這邊有很多基金會，各種團體。就希望這個地區能夠形塑出特色來，確實也不是故意去形塑，是本來就有的，後來就變成這個溫羅汀。但是到最後還是書店比較認真去參與，咖啡廳，我們有在咖啡廳辦一些講座等等，他們當然沒有我們書店那麼有寂寞感，因為我們生意不好嘛，所以我們幾個書店就比較有參與，當然我算是比較積極的參與。

這幾年溫羅汀也闖出一點名號，很巧的是溫羅汀跟西門町在都市裡是一個很好的對比，一個是年輕人的天堂，一個是讀書人的聚落。這兩三年因為溫羅汀，因為台電想要敦親睦鄰，他想要先把大學里打下來，因為都是教授嘛，他們做了很多活動，就這樣搞起來。前不久我去見一個朋友，車子停下來聽到一個老先生在問「溫羅汀在哪裡？」我非常感動，但路人說他不知道，我剛好在趕路，就跟他說你往台大公館那方向走。後來我後悔了，應該跟我朋友說我晚一點到，因為溫羅汀不是一個真正的地名，只是一個文化上的概念而已，我怕他到時候找不到很痛苦，我走了有點後悔。甚至有一次我坐日航，雜誌上還有介紹溫羅汀，有一次看報紙在蓋房子，其實離台大蠻遠的，也宣傳說我們在溫羅汀，這總是好事。

曾：那這個聯盟，你跟其他的老闆，比如說晶晶書庫的老闆是好朋友嗎？

陳：晶晶書庫以前是阿哲，現在換了，我不太跟他來往，他們現在不賣書了，賣雜誌而已。女書店、或是南天這種很獨立書店的有，都是老朋友了。

曾：我們這支紀錄片會對兩個書店的對照，你可以說一下你跟張老闆怎麼認識的？

陳：認識馬來西亞張老闆應該是他有次來台灣，因為圈子也蠻窄，我跟他味道也有點像，他有次來台灣有朋友就介紹來唐山，就認識一下。他出的主要是英文書為主吧，也是社會學這方面的。後來有一年我去回訪，剛好去吉隆坡有跟他見面，但是說真的英文書在台灣不是那麼好賣，而且隔了一個南洋也不方便，我也沒再去東南亞，所以跟張老闆大概五六年前見了面之後，到現在沒有再見過。而書的方面我也沒有跟他進書，因為從那邊運過來就是很大的問題，運費什麼的。

曾：你對他認識的程度是，譬如說你知道他以前被關過？

陳：那我大概知道一些，是別的朋友告訴我的。

曾：你有沒有想要跟他說的話？

陳：我現在腳把我困住了，我本來是想說我現在半退休狀態，多爭取時間去做田野調查，那是我年輕時的期望跟夢想，後來因為做生意就沒有時間去做田野，我田野的目標就是東南亞。主要就是人類學上東南亞跟我們關係最密切，南島民族嘛，不管馬來語或印尼語甚至是菲律賓的tagalo語，都是很接近阿美語，當然我們可以想像阿美族捕魚就散布出去了，所以我很想做這樣的調查。所以假如我腳方便了，我也想再去找張老闆。

曾：你開書店的時候，都聽什麼樣的音樂，店裡會放什麼音樂？

陳：以前放音樂沒問題，現在放音樂有版權、公播的問題，現在就放一些沒有版權問題的音樂。我當年喜歡的音樂，基本上是受西方資本主義的影響，高中的時候當然是聽搖滾樂，譬如說披頭四，高中時報紙批評披頭四是糜糜之音，我堂姊買了披頭四的黑膠唱片，我一聽覺得好好聽啊，哪裡是糜糜之音，就喜歡上聽西洋的流行音樂，美國的排行榜啊，或是中廣陶曉清的節目。後來上大學課業忙事情也多，發現我跟不太上了，有次聽了個學校的演講，是講電影音樂，我就開始對電影音樂很有興趣，後來比較聽古典音樂，也常聽百老匯的音樂劇，就比較沒有聽搖滾。

曾：那民歌時期你沒有加入？

陳：其實我是比較本土，我覺得民歌跟大陸的連結太強了，好像跟我沒什麼關係。我聽俄羅斯的國民樂派，那也是很有民族風的音樂，我覺得那比校園民歌好聽幾百倍，拉赫曼尼洛夫啊，多好聽。楊祖珺以前常在我這邊買書，不過很久沒看到她了，她本來還是林正杰的老婆時候就認識啦，我那時候也沒有概念說要辦什麼簽唱會，搞不好辦了滿滿的人。

曾：唐山都沒有賣過錄影帶嗎？以前還可以盜版的時候。

陳：沒有，因為我們空間有限，剛開店沒有那麼大，光賣書都沒地方放了。後來風潮一些原住民的唱片我有賣。

（全文完）